笑对人生的沉浮，需要一份勇气，苏东坡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晚年遭受贬谪的苏东坡面对人生的挫折，平和地吟出：“莫听穿林打叫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笑对挫折、淡化背痛的淡定心境，磨洗了苏东坡的豪放词风。实际上，苏东坡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

嘉祜元年（1056）， 21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第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祜六年，苏东坡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东坡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苏东坡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友凋零，苏东坡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20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东坡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东坡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东坡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东坡遇到了生平第一桩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东坡下狱后生死未卜，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苏东坡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言官、士大夫的国策，苏东坡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东坡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东坡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在办完公事之后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东坡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东坡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写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苏东坡于是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在此期间，苏东坡处在人生的顺境之中，但依然坚持他的淡定。“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元祐六年（1091）三月，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东坡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京官不好当。当苏东坡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派别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东坡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东坡在杭州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两湖，用挖出的泥在两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东坡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祜六年（1091），他义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祜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剌先朝”罪名被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檐州（今海南省檐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的确，苏东坡的一生曾有人用“霉”字以蔽之，甚至上升到风水上面，说他是“生在眉山，倒了霉运”。对于苏东坡这样一个做过大官的文学天才，而且在北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贬再贬的仕途怎一个霉字了得。但苏东坡之所以是苏东坡，不仅在于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一菱烟雨任平生”的淡定。官贬便贬了，可也不会自怨自艾到像屈原那样去投江自尽，写出来的词极少有幽怨之作，依然是那么的豪气冲天，对待生活还是那么的积极，从这也可看出苏东坡人生境界的高远。

★正能量启示录：面对人生的沉浮，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然后努力去傲。千万不要在沉浮中丢失了那颗自信、从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