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近40年间，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Stasi”雇用了十万左右的全职间谍，时刻在街上开车监视着成千上万民众的一举一动。他们拆看信件、偷窥银行账户信息、在民众家中安装窃听器并且窃听电话。他们还会让情人、夫妇、父母和孩子相互监视，导致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结果，详细记录普通人最私密生活信息的文件至少包括了3900万张索引卡片和铺开足有113公里长的文档。民主德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受到如此全面监控的国家。

德国统一20年之后，更多的个人信息被采集和存储了下来。我们时刻都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不管我们是在用信用卡支付、打电话还是使用身份证。2007年，英国的一家报社曾讽刺地报道，在乔治·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伦敦公寓外60米范围内，起码有30多架摄像机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互联网出现之前，如艾可飞和益百利这样的专业数据收集公司就采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大约几百万人口的数据，而它们提供的每个人的个人数据就多达好几百份。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监视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廉也更有用处。如今，已经不只是政府在暗中监视我们了。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谷歌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习惯，Twitter窃听到了我们心中的“TA”，Facebook似乎什么都知道，包括我们的社交关系网。

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人可以轻松地看到大数据的价值潜力，这极大地刺激着他们进一步采集、存储、循环利用我们个人数据的野心。随着存储成本继续暴跌而分析工具越来越先进，采集和存储数据的数量和规模将爆发式地增长。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隐私受到了威胁，那么大数据时代是否会加深这种威胁呢？这就是大数据的不利影响吗？

答案是肯定的。大数据还会带来更多的威胁，毕竟，大数据的核心思想就是用规模剧增来改变现状。我们也将分析它是如何加深对我们隐私的威胁的，同时还将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即运用大数据预测来判断和惩罚人类的潜在行为。这是对公平公正以及自由意志的一种亵渎，同时也轻视了决策过程中深思熟虑的重要性。

除了对隐私和倾向的不良影响，大数据还有一个弊端。我们冒险把罪犯的定罪权放在了数据手中，借以表达我们对数据和我们的分析结果的崇尚，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滥用。应用得当，大数据会是我们合理决策过程中的有力武器；倘若运用不当，它就可能会变成权贵用来镇压民众的工具，轻则伤害顾客和员工的利益，重则损害公民的人身安全。我们所冒的风险比想象中还要大。如果在隐私和预测方面对大数据管理不当，或者出现数据分析错误，会导致的不良后果比定制化的在线广告要严重得多。

20世纪，我们见证了太多由于数据利用不合理所导致的惨剧。比如194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递交了地址数据来帮助美国政府拘留日裔美国人（当时它没有提交街道名字和具体街号的数据，居然幻想着这样能保护隐私）；荷兰著名的综合民事记录数据则被纳粹分子用来搜捕犹太人；纳粹集中营里罪犯的前臂上刺青的五位数号码与IBM的霍瑞斯穿孔卡片上的号码是一致的，这一切都表明是数据处理帮助实现了大规模的屠杀。